光之后，服烟膏而死的那一刻以前，他压根就没做过什么好事。

　　在白颖宇的身上，很容易察觉到他为人处世的个人准则一一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白颖宇前前后后所做的各桩毁德败誉之事，无不体现了他的追求与本质，一个当仁不让的“私”字。

　　他敢于中饱私囊、侵吞公银；他利欲熏心、厚颜无耻，在白家遭难之时，执意分家；他又甘于为生存和享乐而充当汉奸，如此等等。

　　在常人眼中所有不道德的，或是丧失人性的事他都做尽了，就是没做一件对他人有意义的事。

　　而且还处处为他的“私”找合理的借口，并以种种方式推脱自己的责任。

　　由此看来，他似乎是个十恶不赦的地痞无赖的典型，甚至比恶棍韩荣发更可恶百倍。

　　他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在那个民族危机四伏，国难家仇祸患毕至，而群情激奋的年代里，肯定是难以有容身之地的。

　　他理所当然地遭到来自各方的攻击和责难，亲侄子把他按在地上抽大嘴巴，亲儿子也气得说不打算再认他了。

　　在善恶之间，他毫不犹豫地走向了与家族，国家相背离的一面，为了争取一己私欲放弃牺牲了包括与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家族在内的一切。

　　他也从未因此感到内疚或是寻求自省，在他的眼里，三爷我是该得的。

　　但细细体味，白颖宇在其恶的背后，却又时时体现出对这种恶的犹豫不决和其人格向善的一面来。

　　因此还不能说白颖宇一无是处。

　　首先，他勇于接受新事物，比如入洋教、用洋物，有时比白景琦还看得开、学得快，比如那电灯，白景琦都没他三叔走的快。

　　其次，从他和容神父的交往中，甚至还能够看出他兴味相投的喜好和两肋插刀的义气来，当真是奇哉怪也。

　　再者，他作为大宅门的成员之一，也同样受到家族文化的制约，对白文氏的持家管制，他至少是敢怨敢怒而不敢言，而且还多有听从，尤其是白文氏的丧礼上，他表现得如此的悲切，与平日的为人大相径庭。

　　至少与《大宅门》中的另一大反派武贝勒比较起来，他又显得高尚得多了。

　　武贝勒在历次的事变中表现得毫无节操，还纵容无赖韩荣发混进白家发难，以致他至死都没有得到大格格和亲儿子的原谅。

　　而白颖宇至少还在生命的尽头，表现得尚有一份气节。

　　他对关少忻的不耻和对大汉奸王喜光的斥骂，也表现了他远没有达到同室相煎的极恶。

　　白颖宇最后的死，可以理解成是他人性的复归。

　　他在历次变历中苦也吃过，罪也受过，但从未有丝毫的觉醒，为何到了垂死之时却表现的如此凛然大义呢？

　　大约是郭保昌都觉得把这个人物刻画的太坏了，想给他个表现的机会，大有回光返照的一丝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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